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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与发达国家比 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不算高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添加日期：2017年01月09日
近日，关于中国企业成本和税费负担的大讨论引起关注。一时间，“死亡税率”、“高税负逼走制造业”、“税高费更甚”等观点喷涌而出。事实究竟怎样?企业负担如何减轻?在开年首个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表了态：“最近有声音认为企业税负过高，其实仔细掰开来算细账，主要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专家表示，破解制造业税费成本高难题，需要“认认真真减税，实实在在降费”。
板子不能全打“税”
来自财政部的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由33%降为25%，如果进行国际比较，这一税率属于中等水平。中国增值税的标准税率为17%，在世界上160多个实施增值税的国家和地区属于中间水平。这两大税种，约占我国税收收入60%，是最重要的两个税种。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指出，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不算高。但若单就制造业和美国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高些，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
对于业内出现的“死亡税率”说法，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政认为，税率高低是相对的。如果漏损率低，并与公共服务相匹配、与国家发展阶段相匹配，即便税率高也可能是合理的。如果漏损率高，并与公共服务不相匹配，即便是税率低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单纯从税率高低无法判断企业的负担。
负担顽疾在于“费”
导致企业税负压力大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种制度、规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如环评、能评、清洁生产、土地等一系列审批成本，是一大块。多位专家对企业税费成本调研的结果，与李克强总理的结论不谋而合。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清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上市公司年报或企业自行披露的费用来看，中国的各类 费 非常多，且不透明。这既包括明面上的费，也包括各类寻租和灰色成本。 费 没有法律来规定，其中不规范的地方就更多。”他认为，而且由于费的征收具有相对随意性，这就为企业的成本和收益预期带来不确定性，让投资环境中增加了不确定的因素，不利于新投资的进入。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认为，这些非税的负担不仅是指为获得资源、土地和融资而支付的实际价格，也包括了政府向企业收取的名目繁多的附加费。很多中国的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比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代价去获得土地和融资等，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久而久之，这些都可能动摇中国制造业的相对优势。
破题要内外兼“治”
对于税收，财政部回应，“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 放水养鱼 意识，在落实好现有的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着力完善税收制度，研究新的减税降费措施，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财政部回应称，对于缴费多的问题，财政部还将与有关部门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再取消、调整和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
1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还决定，在本届政府已取消230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基础上，再取消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核准、棉花加工资质认定等53项许可，取消与法律资格认定、铁路运输基础设备生产企业审批等有关的20项中介服务事项。
李政认为，认认真真减税，实实在在降费，才能够切实为企业家营造一个良好的、具有竞争力的创新创业环境，才能有效应对人力成本上升的必然趋势，降低我国制造业企业总成本。
“税费改革一定要进行。但是从企业的自身反应来看，这个过程相对慢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保持竞争力，就应该主动出击，有所作为。对于制造业来说，重点还是树立品牌，通过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提高自己的制造水平和回报率。”周清杰说。
板子不能全打“税”
来自财政部的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由33%降为25%，如果进行国际比较，这一税率属于中等水平。中国增值税的标准税率为17%，在世界上160多个实施增值税的国家和地区属于中间水平。这两大税种，约占我国税收收入60%，是最重要的两个税种。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指出，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不算高。但若单就制造业和美国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高些，因为税制不同，美国以家庭、个人缴税为主，企业缴税为辅;而中国主要对企业征收，因此有中国企业缴税更多的印象。
对于业内出现的“死亡税率”说法，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政认为，税率高低是相对的。如果漏损率低，并与公共服务相匹配、与国家发展阶段相匹配，即便税率高也可能是合理的。如果漏损率高，并与公共服务不相匹配，即便是税率低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单纯从税率高低无法判断企业的负担。
负担顽疾在于“费”
导致企业税负压力大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是指企业因遵循政府制定的各种制度、规章、政策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如环评、能评、清洁生产、土地等一系列审批成本，是一大块。多位专家对企业税费成本调研的结果，与李克强总理的结论不谋而合。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清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上市公司年报或企业自行披露的费用来看，中国的各类 费 非常多，且不透明。这既包括明面上的费，也包括各类寻租和灰色成本。 费 没有法律来规定，其中不规范的地方就更多。”他认为，而且由于费的征收具有相对随意性，这就为企业的成本和收益预期带来不确定性，让投资环境中增加了不确定的因素，不利于新投资的进入。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军认为，这些非税的负担不仅是指为获得资源、土地和融资而支付的实际价格，也包括了政府向企业收取的名目繁多的附加费。很多中国的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比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代价去获得土地和融资等，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久而久之，这些都可能动摇中国制造业的相对优势。
破题要内外兼“治”
对于税收，财政部回应，“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强化 放水养鱼 意识，在落实好现有的减税降费政策的同时，着力完善税收制度，研究新的减税降费措施，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财政部回应称，对于缴费多的问题，财政部还将与有关部门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再取消、调整和规范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
1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还决定，在本届政府已取消230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基础上，再取消民办学校招生简章和广告备案核准、棉花加工资质认定等53项许可，取消与法律资格认定、铁路运输基础设备生产企业审批等有关的20项中介服务事项。
李政认为，认认真真减税，实实在在降费，才能够切实为企业家营造一个良好的、具有竞争力的创新创业环境，才能有效应对人力成本上升的必然趋势，降低我国制造业企业总成本。
“税费改革一定要进行。但是从企业的自身反应来看，这个过程相对慢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保持竞争力，就应该主动出击，有所作为。对于制造业来说，重点还是树立品牌，通过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提高自己的制造水平和回报率。”周清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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