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交流
促进高质量发展： 税制改革的三个着力点
来源：中国税务报 添加日期：2018年03月28日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从中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要求加快税制改革以优化制度环境。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内生性根本转变。顺利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多层次制度保障条件。税制在经济体制中占据重要位置，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流向引导、成本升降和流动速率快慢三方面。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转换期，税制都会发生适应性改革并发挥强大的反推作用。欧洲国家推进工业化时期都相应改革货物和劳务税税制、关税税制。二战后欧洲国家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时为促进社会分工、公平各行业税负再次深度改革货物和劳务税税制(建立增值税税制)并形成了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1978年之后中国税制历经了从多税种、按所有制设税转向少税种、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的转变过程，这对工业化水平快速提升和结构转换起到了减负提效作用。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中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要求加快税制改革以优化制度环境。初步归纳税制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有以下几个着力点。
推动绿色发展。改革开放40年过程中，中国经济始终处于中高速增长状态。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1.5万亿美元后，经济增长率依然保持年均10%的增速，2012年~2017年增速虽有所下调，但仍处于7%左右的水平。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目前中国GDP总量与美国虽然相差约8万亿美元，但占全球比重已达15%。如果从实物角度考察经济发展，中国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经济体。目前中国的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部分为全球第一或第二，有些产品产量占全球比重甚至超过40%，如煤、手机、水泥、生铁、电解铝和造船等。这说明中国是一个产业体系完备的国家。但也要看到如此巨量产出是在全球面积不足10%的土地上形成的，我们同时承受了全球最重的本国自然资源耗费度和环境污染。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属于经济起飞阶段，中国只能作出粗放型发展道路选择的话，那么到了现在，已成为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外汇储备全球第一、中等收入人数数亿的中国确实应考虑转向选择新的发展模式。进一步说，中国的资源环境状况不允许再走老路来实现现代化。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早已高瞻远瞩地指出，世界发达水平人口全部加起来是10亿人左右，而中国有13亿多人，全部进入现代化，那就意味着世界发达水平人口要翻一番多。不能想象我们能够以现有发达水平人口消耗资源的方式来生产生活，那全球现有资源都给我们也不够用。这一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体现，是推动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也是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模式转变的客观必然性的概括。制度变迁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基本支撑力量。税制改革对绿色发展具有特定支撑助推作用，主要体现为通过提高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成本来约束引导市场主体走绿色发展道路。国内外实践表明，税制改革对绿色发展的支持效应既快又显著。因此，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引领，充分运用税制改革手段助推绿色发展。具体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深化资源税改革，在全国推开水资源税，平抑水资源耗费;二是加快推进消费税改革，重点是通过征收环节后移来加大应税企业的税收负担以抑制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
做强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一国立身之本。中国始终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美、欧、日等世界经济强国从崛起到稳固的历程表明，实体经济强才是真的强。美国在20世纪之初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至今地位稳固，其农业始终自给有余而且产品质量领先，其制造业始终立足科技创新稳步发展，在航空、航天、原材料和互联网等领域居领导地位。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既是工业强国又是农业自给有余国家，其中德国的汽车制造业、设备制造业，法国的飞机制造业位处世界前列。日本是人口高密度国家，依然力求主要农产品自给，同时是工业强国。总之，这些国家的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都是在自给有余基础上的规模扩张，第三产业比重的抬升都是一、二产业扩张的“副产品”。回看中国，历经改革开放40年的高增长，实体经济确已做大，满足粗放式需求没问题，但现在居民消费需求随着收入增长已转向多元化、多样化，生产资料需求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也转向高性价比和多样化、个性化。因此，以做强实体经济为轴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必然选择。进一步说，一个拥有13.8亿人的国家主要依靠进口来满足工农业产品需求无异于把大门钥匙交给了陌生人。中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也只有把实体经济做强，才能确保全球最大的市场不被外资占领，从而实现自身经济良性循环。为此，应继续保持农业轻税制度。同时，简并增值税税率应着力降低制造业税负，通过降低销项税率和扩大抵扣范围并举来激励制造业投资、增加销量。
培育新动能。高动能转换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高质量发展过程本质上是新动能形成促成经济增长的过程。经济增长新动能主要包括新行业兴起和传统行业转型升级两类。制度创新意在为新功能的形成和效应释放创造制度空间。当前中国通过制度创新培育新动能的核心价值在于扫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制度障碍，实现要素自由流动、竞争公平有序，进而形成稳增长和就业扩张并存格局。税收是要素自由流动的成本。要素流动的税收调节集中体现为税制变革，人为调控要素流动成本高低来引导要素流向。深化税制改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目前在国际上掀起了新高潮。当前美国的税改概括地说就是通过提振制造业来稳增长、扩就业。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出发，通过税制改革培育新动能重在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具体讲，就是要通过加大对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扶持力度来培育新兴产业、延展社会分工链条，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越过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许多行业出现了资本积聚和市场占有率集中格局。在这种条件下，大资本的创新意愿强度低于中小微企业，大资本是在资金起点要求高的传统产业如装备制造业、新能源开发和汽车制造等领域，探索产品更新换代和生产方式变革。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中小微企业更具探险精神，并已取得显著成效。2000年后中国互联网产业和共享经济快速崛起，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地位的企业，如腾讯、阿里巴巴、京东、百度和小米等，这些企业都是从白手起家的小企业成长起来的巨人。这足以证明，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必要性和高性价比。因此，税制改革应立足全局和长远，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等方面给予中小微企业等长期性制度支持，降低这类市场主体的资源配置成本，让他们自主生成经济增长新动能。
(作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内生性根本转变。顺利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多层次制度保障条件。税制在经济体制中占据重要位置，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流向引导、成本升降和流动速率快慢三方面。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转换期，税制都会发生适应性改革并发挥强大的反推作用。欧洲国家推进工业化时期都相应改革货物和劳务税税制、关税税制。二战后欧洲国家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时为促进社会分工、公平各行业税负再次深度改革货物和劳务税税制(建立增值税税制)并形成了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1978年之后中国税制历经了从多税种、按所有制设税转向少税种、统一内外资企业税制的转变过程，这对工业化水平快速提升和结构转换起到了减负提效作用。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中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要求加快税制改革以优化制度环境。初步归纳税制改革促进高质量发展有以下几个着力点。
推动绿色发展。改革开放40年过程中，中国经济始终处于中高速增长状态。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1.5万亿美元后，经济增长率依然保持年均10%的增速，2012年~2017年增速虽有所下调，但仍处于7%左右的水平。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目前中国GDP总量与美国虽然相差约8万亿美元，但占全球比重已达15%。如果从实物角度考察经济发展，中国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经济体。目前中国的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部分为全球第一或第二，有些产品产量占全球比重甚至超过40%，如煤、手机、水泥、生铁、电解铝和造船等。这说明中国是一个产业体系完备的国家。但也要看到如此巨量产出是在全球面积不足10%的土地上形成的，我们同时承受了全球最重的本国自然资源耗费度和环境污染。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属于经济起飞阶段，中国只能作出粗放型发展道路选择的话，那么到了现在，已成为人均GDP接近9000美元、外汇储备全球第一、中等收入人数数亿的中国确实应考虑转向选择新的发展模式。进一步说，中国的资源环境状况不允许再走老路来实现现代化。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早已高瞻远瞩地指出，世界发达水平人口全部加起来是10亿人左右，而中国有13亿多人，全部进入现代化，那就意味着世界发达水平人口要翻一番多。不能想象我们能够以现有发达水平人口消耗资源的方式来生产生活，那全球现有资源都给我们也不够用。这一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体现，是推动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也是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模式转变的客观必然性的概括。制度变迁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基本支撑力量。税制改革对绿色发展具有特定支撑助推作用，主要体现为通过提高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成本来约束引导市场主体走绿色发展道路。国内外实践表明，税制改革对绿色发展的支持效应既快又显著。因此，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引领，充分运用税制改革手段助推绿色发展。具体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深化资源税改革，在全国推开水资源税，平抑水资源耗费;二是加快推进消费税改革，重点是通过征收环节后移来加大应税企业的税收负担以抑制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
做强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一国立身之本。中国始终强调发展实体经济，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美、欧、日等世界经济强国从崛起到稳固的历程表明，实体经济强才是真的强。美国在20世纪之初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至今地位稳固，其农业始终自给有余而且产品质量领先，其制造业始终立足科技创新稳步发展，在航空、航天、原材料和互联网等领域居领导地位。欧洲国家如德国、法国，既是工业强国又是农业自给有余国家，其中德国的汽车制造业、设备制造业，法国的飞机制造业位处世界前列。日本是人口高密度国家，依然力求主要农产品自给，同时是工业强国。总之，这些国家的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都是在自给有余基础上的规模扩张，第三产业比重的抬升都是一、二产业扩张的“副产品”。回看中国，历经改革开放40年的高增长，实体经济确已做大，满足粗放式需求没问题，但现在居民消费需求随着收入增长已转向多元化、多样化，生产资料需求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也转向高性价比和多样化、个性化。因此，以做强实体经济为轴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必然选择。进一步说，一个拥有13.8亿人的国家主要依靠进口来满足工农业产品需求无异于把大门钥匙交给了陌生人。中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也只有把实体经济做强，才能确保全球最大的市场不被外资占领，从而实现自身经济良性循环。为此，应继续保持农业轻税制度。同时，简并增值税税率应着力降低制造业税负，通过降低销项税率和扩大抵扣范围并举来激励制造业投资、增加销量。
培育新动能。高动能转换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高质量发展过程本质上是新动能形成促成经济增长的过程。经济增长新动能主要包括新行业兴起和传统行业转型升级两类。制度创新意在为新功能的形成和效应释放创造制度空间。当前中国通过制度创新培育新动能的核心价值在于扫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制度障碍，实现要素自由流动、竞争公平有序，进而形成稳增长和就业扩张并存格局。税收是要素自由流动的成本。要素流动的税收调节集中体现为税制变革，人为调控要素流动成本高低来引导要素流向。深化税制改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目前在国际上掀起了新高潮。当前美国的税改概括地说就是通过提振制造业来稳增长、扩就业。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出发，通过税制改革培育新动能重在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具体讲，就是要通过加大对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扶持力度来培育新兴产业、延展社会分工链条，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越过了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许多行业出现了资本积聚和市场占有率集中格局。在这种条件下，大资本的创新意愿强度低于中小微企业，大资本是在资金起点要求高的传统产业如装备制造业、新能源开发和汽车制造等领域，探索产品更新换代和生产方式变革。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中小微企业更具探险精神，并已取得显著成效。2000年后中国互联网产业和共享经济快速崛起，形成了一批具有国际地位的企业，如腾讯、阿里巴巴、京东、百度和小米等，这些企业都是从白手起家的小企业成长起来的巨人。这足以证明，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必要性和高性价比。因此，税制改革应立足全局和长远，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财产税等方面给予中小微企业等长期性制度支持，降低这类市场主体的资源配置成本，让他们自主生成经济增长新动能。
(作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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