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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五问网络红包：涉嫌逃税助长腐败风险
来源：北京日报 添加日期：2015年03月03日
羊年春节全民抢红包的热度令人咋舌。与传统的发红包相比，网络红包从“配菜”华丽变身“主菜”。但热闹过后，小小红包背后却有着是否逃税、有无腐败、沉淀资金利息归属等诸多期待回答的问题。
去年，中纪委已将“利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等”列入“反四风”查处范围。这又对网络红包带来何种影响？
网络红包收钱无上限？
据统计，从除夕到初八，超过800万用户参与了微信抢红包活动，超过4000万个红包被领取，平均每人抢了4至5个红包。此外，还有众多电商、金融机构等加入红包大军。据估算，2015年各大互联网企业共撒出超过100亿元的红包。
网上发红包，不仅限于春节，也已变成日常行为。广东肇庆市民李飞杰说，广东人生孩子、搬家，甚至买辆好车都会发红包，现在也开始流行用手机来发红包。
网络红包发钱上下限是多少？
以微信“红包”为例，除普通红包和手气群红包，还分结婚、生日、乔迁、添丁等特定红包。普通红包单个金额上限200元，最低是0.01元；手气群红包一次最多可以发送100个，单日限额8000元，单笔限额2000元。而特定红包每次只能发给一个人，单个金额最高为1000元，三个月内只能发给同一个好友一个特定红包。
一个人最多能收多少呢？记者多方求解，各方都含糊说不清楚。互联网企业几乎没有规定提收红包上限的问题。支付宝客服告诉记者，红包的收取次数和金额都没有上限，只要是发来拆开都是自己的。
多位专家指出，“理论上收红包没有上限。”
是否会助长腐败风险？
收发红包如此自如？小小红包会不会成为输送利益的工具？
2014年9月，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就曾表示，中纪委已将“利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等”列入“反四风”查处范围。江西、沈阳、教育部等陆续下文，称将重点查处利用“微信红包”行贿受贿的行为。
“网络红包和传统红包并没有本质区别，这种支付方式也可能会成为利益寻租平台，点对点红包尽管单次金额有上限，但不排除把发卡送礼变成网络红包，取代传统红包。”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说。
专家们指出，发放、接受红包在互联网技术上虽有迹可查，但发红包的目的却难以把控。技术本身无法辨别忠奸善恶，切莫让“有心人”钻了漏洞。
“网络红包的发出人，其初衷与目的，不排除会涉及一些企图规避法律的经济往来、贿赂问题，这都需要从制度、法律上严密相关规定。”上海大学法学院李俊峰博士指出，还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科技优势，让非法利益输送无所遁形。
是否涉嫌逃税？
红包抢到手软的同时，一条“微信红包还要收税”的消息在春节期间不胫而走。北京市国税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偶然所得是指“个人得奖、中奖、中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微信红包”所得具有较大偶然，我国法律规定偶然所得税率为20%.
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兴表示，抢到的红包应属偶然所得，而一对一红包对受赠者来说也属于偶然所得，都应纳税。企业向员工发放微信红包属于奖金性质，对员工来说是薪金所得，应按税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但也有专家表示不同观点。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博士李明分析指出，红包资金转移应属个人赠与，抢红包参与人群范围与传统亲属间红包赠与有差别，法律地位仍需明确。
面对抢红包可能存在的税务问题，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铮指出，要加强法律研究，税务部门要提出比较具体的解决办法与措施。
资金利息是谁的？
抢红包，大部分人抢的是“块八毛”，但积累起来总量很可观。
在朋友圈里，有精明网友给微信算了一笔账，“若30%的用户没有选择领取现金，微信2亿用户30%的人发一百元红包延期一天支付，按照民间借贷的利率，所有账户将产生18亿元的现金沉淀……”
这红包产生的收益和自己有关系吗？
张兴表示，包好未发以及没发出去的红包、未提现红包可视为沉淀资金，应属备付金。根据物权法，除非另有约定，备付金利息应归钱款所有者。
专家指出，按照央行规定，沉淀资金产生的收益中的10%要作为风险备付金，其余的才能被企业拿走。然而，第三方支付平台至今都没有公布具体数额，派发“红包”的互联网企业是否执行这样的规定，还是随意使用备付金利息，还需要监管部门认真调查，做好监管工作。
谁来监管？
网络红包涉及税收、金融、行贿受贿、网络诈骗等多个问题，牵涉面广，隐患点多，但专家指出，网络红包有人抢，却无人管。这些互联网金融引发的新问题，如今既没有明确的法律解释，监管部门也出现缺位，造成很多现实的困惑。
比如，由于网络红包的规则由运营商自行制定，监管方面存在不少盲点，“哪一个金融管理机构负责监督并没有明确指向”。不少红包产品没有落实实名制管理要求，用户的支付安全如何得到保障尚存疑。一些互联网支付平台还有无牌照经营的政策风险，甚至会存在反洗钱风险，对金融秩序和用户合法权益的保护带来挑战。
洪涛呼吁“红包”应该成为网络监管的重要内容，备案制度应被提上日程。企业行为的大规模网络红包，如果数额巨大，如超过1亿元、参与超过1亿人次，发放主体企业和法人组织应到属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以接受相应的管理。发放主体、金额、规则、受众对象都应该明确，并进行相应公示。
“当务之急是组织民商法、金融法、刑法专家跨界对话，进行探讨研究”，厦门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薛夷风认为，网络红包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身份，进而要对运营商、收发人、金额限制、监管责任等进行详细的界定。政府主管机关要切实担负起责任，做好监管工作。
去年，中纪委已将“利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等”列入“反四风”查处范围。这又对网络红包带来何种影响？
网络红包收钱无上限？
据统计，从除夕到初八，超过800万用户参与了微信抢红包活动，超过4000万个红包被领取，平均每人抢了4至5个红包。此外，还有众多电商、金融机构等加入红包大军。据估算，2015年各大互联网企业共撒出超过100亿元的红包。
网上发红包，不仅限于春节，也已变成日常行为。广东肇庆市民李飞杰说，广东人生孩子、搬家，甚至买辆好车都会发红包，现在也开始流行用手机来发红包。
网络红包发钱上下限是多少？
以微信“红包”为例，除普通红包和手气群红包，还分结婚、生日、乔迁、添丁等特定红包。普通红包单个金额上限200元，最低是0.01元；手气群红包一次最多可以发送100个，单日限额8000元，单笔限额2000元。而特定红包每次只能发给一个人，单个金额最高为1000元，三个月内只能发给同一个好友一个特定红包。
一个人最多能收多少呢？记者多方求解，各方都含糊说不清楚。互联网企业几乎没有规定提收红包上限的问题。支付宝客服告诉记者，红包的收取次数和金额都没有上限，只要是发来拆开都是自己的。
多位专家指出，“理论上收红包没有上限。”
是否会助长腐败风险？
收发红包如此自如？小小红包会不会成为输送利益的工具？
2014年9月，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就曾表示，中纪委已将“利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等”列入“反四风”查处范围。江西、沈阳、教育部等陆续下文，称将重点查处利用“微信红包”行贿受贿的行为。
“网络红包和传统红包并没有本质区别，这种支付方式也可能会成为利益寻租平台，点对点红包尽管单次金额有上限，但不排除把发卡送礼变成网络红包，取代传统红包。”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说。
专家们指出，发放、接受红包在互联网技术上虽有迹可查，但发红包的目的却难以把控。技术本身无法辨别忠奸善恶，切莫让“有心人”钻了漏洞。
“网络红包的发出人，其初衷与目的，不排除会涉及一些企图规避法律的经济往来、贿赂问题，这都需要从制度、法律上严密相关规定。”上海大学法学院李俊峰博士指出，还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科技优势，让非法利益输送无所遁形。
是否涉嫌逃税？
红包抢到手软的同时，一条“微信红包还要收税”的消息在春节期间不胫而走。北京市国税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偶然所得是指“个人得奖、中奖、中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微信红包”所得具有较大偶然，我国法律规定偶然所得税率为20%.
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兴表示，抢到的红包应属偶然所得，而一对一红包对受赠者来说也属于偶然所得，都应纳税。企业向员工发放微信红包属于奖金性质，对员工来说是薪金所得，应按税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但也有专家表示不同观点。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博士李明分析指出，红包资金转移应属个人赠与，抢红包参与人群范围与传统亲属间红包赠与有差别，法律地位仍需明确。
面对抢红包可能存在的税务问题，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铮指出，要加强法律研究，税务部门要提出比较具体的解决办法与措施。
资金利息是谁的？
抢红包，大部分人抢的是“块八毛”，但积累起来总量很可观。
在朋友圈里，有精明网友给微信算了一笔账，“若30%的用户没有选择领取现金，微信2亿用户30%的人发一百元红包延期一天支付，按照民间借贷的利率，所有账户将产生18亿元的现金沉淀……”
这红包产生的收益和自己有关系吗？
张兴表示，包好未发以及没发出去的红包、未提现红包可视为沉淀资金，应属备付金。根据物权法，除非另有约定，备付金利息应归钱款所有者。
专家指出，按照央行规定，沉淀资金产生的收益中的10%要作为风险备付金，其余的才能被企业拿走。然而，第三方支付平台至今都没有公布具体数额，派发“红包”的互联网企业是否执行这样的规定，还是随意使用备付金利息，还需要监管部门认真调查，做好监管工作。
谁来监管？
网络红包涉及税收、金融、行贿受贿、网络诈骗等多个问题，牵涉面广，隐患点多，但专家指出，网络红包有人抢，却无人管。这些互联网金融引发的新问题，如今既没有明确的法律解释，监管部门也出现缺位，造成很多现实的困惑。
比如，由于网络红包的规则由运营商自行制定，监管方面存在不少盲点，“哪一个金融管理机构负责监督并没有明确指向”。不少红包产品没有落实实名制管理要求，用户的支付安全如何得到保障尚存疑。一些互联网支付平台还有无牌照经营的政策风险，甚至会存在反洗钱风险，对金融秩序和用户合法权益的保护带来挑战。
洪涛呼吁“红包”应该成为网络监管的重要内容，备案制度应被提上日程。企业行为的大规模网络红包，如果数额巨大，如超过1亿元、参与超过1亿人次，发放主体企业和法人组织应到属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以接受相应的管理。发放主体、金额、规则、受众对象都应该明确，并进行相应公示。
“当务之急是组织民商法、金融法、刑法专家跨界对话，进行探讨研究”，厦门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薛夷风认为，网络红包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身份，进而要对运营商、收发人、金额限制、监管责任等进行详细的界定。政府主管机关要切实担负起责任，做好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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