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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副校长：深化经济改革要求适度经济增长
来源：经济参考报 添加日期：2014年10月23日
深化经济改革要求适度经济增长 ———访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
●大企业有钱投不出去，小企业想投没有钱，所以必须依靠政府来投资。投资需求把政府高度套牢。所以从2010年10月政府择机退出之后，从2011年第一季度开始，到2012年第三季度连着七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直线下降，比2008年那次还长。政府退出之后，企业市场力量没有跟进，那就必然引起投资增长的回落。
●技术创新力不够，制度创新力不够，投资需求上不去；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的扭曲，消费需求难以保持持续旺盛的增长。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经济增长下行，从数据上看好像是伪命题，似乎都不存在，但是仔细分析后面的原因后，可以看出一个严重的深刻的结构性问题。
●中国现阶段的改善就业不仅推动着城镇化进程，同时也改善着收入分配和人民生活，并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不能太低，过低了就会影响充分就业，但经济增长也不能太高，过高就会影响我们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是需求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近日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的经济失衡反映出了新的特征，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从数据上看这两者好像都是伪命题，但是仔细分析后面的原因，就可以发现它确实是一个严重深刻的结构性问题。结构问题完全靠宏观政策解决不了，要靠结构升级。结构升级推动力是制度创新，而改革是中国目前最根本的制度创新。这里面就涉及如何认识结构调整与深化改革的关系，刘伟认为，当前把长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适度下调，安排在7%左右，符合我国长期发展的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经济失衡反映出的新特征
“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36年之后的今天，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特别提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入地推进改革？”刘伟说，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成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GDP总量第一次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人均GDP第一次穿越了按照世界银行划分的标准，达到了上中等收入的水平。从下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标志着中国克服了贫困，穿越了温饱，进入到了当代的上中等收入社会。这些成就毫无疑问令人瞩目。但中国到了这个阶段，经济增长上和经济发展上出现的问题，也确确实实值得深刻地反思。
“我们首先看到一个现象，这就是中国经济在仍然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同时，经济失衡反映出了新的特征，用一句话概括叫做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这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种失衡的发生，既有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原因，也有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原因。”刘伟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失衡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从1978年到1998年上半年，将近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失衡主要是短缺经济基础上的需求膨胀，通货膨胀压力大，我们长时期里采取的都是适度紧缩的宏观政策。而从1998年下半年以后一直到2010年10月的这十多年中，除了个别年份之外，对中国经济增长均衡的最大威胁主要是内需疲软，特别是消费不足。外需也在影响中国经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影响中国，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则对中国产生了更大冲击力。这就导致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失衡或主要的威胁是经济增长乏力。相应地，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就以扩大内需为重点，采取了扩张性的政策。而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过去分阶段出现的，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乏力这样两个不同时期分别出现的问题，如今在时间上、空间上同时聚集到了中国经济当中来。这种聚集同时发生，使我们的宏观政策非常难以选择。
刘伟表示，如果我们严格地从统计数据来看，通货膨胀似乎并不明显。从2012年5月开始到现在，以CPI反映的各个月度的通货膨胀率始终是在3%以下，2012年的9月和10月的通货膨胀率甚至在2%以下。而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通货膨胀率如果低于2%，主要问题就是要防止通缩而不是防止通胀了。2013年的通胀也就是在3%左右的水平，2014年预期不会超过3.5%。
按说中国应当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什么民众又会感到很大压力，整个社会从政府到居民对通胀预期值的担心程度这么高呢？刘伟认为，不能简单地从数据统计来解释这个现象，真正的问题是其背后实实在在存在的经济内在关系。虽然近几年通胀从数据显示上看压力不大，但是原因非常复杂。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一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前一段时期实施反危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投放了大量的货币。超额的货币投放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只是货币投放出去之后，冲击到物价有一个时间差。越是经济危机这个时间差可能来得越长，因为人们拿到钱之后不一定马上花，所以从货币投放出去到影响物价的时间会拉长，但最终总会产生冲击。从2008年三季度开始到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感到这个影响的节点快到了。从影响程度看，现在这100多万亿的货币供应量，对于中国通胀的拉动作用应该在50%以上。
二是经济增长中的成本。由于我们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一系列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环境、资源、能源、动力、原材料等）的成本都在上升，如果效率提高得慢，这些成本就会进入价格。根据我们的测算，目前物价上涨的压力大约接近50%来自成本的推动，这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典型的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时期。由于在治理成本推动的通胀时，收紧银根利率会上升导致企业融资成本提高，最终反映为企业产品价格的上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收紧银根的举措不仅在抑制通胀上收效不大，而且推波助澜加剧了通胀。
三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2013年的商品进出口总额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目前，中国的进口对国际市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进口什么，什么就涨价。作为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对国外原材料的依赖程度相当大，石油依赖度超过了55%，铁矿石进口超过了国际贸易量的60%以上，这就使得国际输入性通胀对我国的影响非常大。
这些因素都是结构性的和深层次的，短期里靠宏观政策是解决不了的，也就是说，靠总量调整是控制不住的。所以人不怕有病，怕有了病之后缺乏治疗手段。通货膨胀报出来的数字大并不令人担心，我们担心的是它背后潜在的这些复杂因素。如果它们开始严重影响宏观经济，我们又缺乏有效的治理措施，那就是通货膨胀。
增长下行是结构性问题
“经济下行看起来也是一个伪命题。这几年金融危机这么厉害，中国经济保持7%以上，2011年达到了9.2%的水平，2012年和2013年是7.7%，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怎么能说是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虽然从统计数据上似乎看不到经济增长下行，但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担心的，担心我们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内需不足的问题。”刘伟说。
先看投资需求。中国的投资需求的数据很好看。2008年-2012年，连续五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在20%以上。增长率很高，但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推动的。以政府为投资主体，第一没有市场效率，第二不可持续。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现在已经到达2%以上，高的时候达到了2.8%。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地方债务的风险越来越大，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还有多少财力继续投呢？这就有可能导致投资需求不可持续，关键主要是企业的力量不够，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创新力不够，有钱也找不到新的投资机会。在原有产品结构不升级的情况下，投就是重复建设，重复建设就是泡沫。小企业是需要投资的，但没有正常的融资渠道，2013年上半年民间借贷综合贷款利率超过了15%。大企业有钱投不出去，小企业想投没有钱，所以必须依靠政府来投资。投资需求把政府高度套牢。所以从2010年10月政府择机退出之后，从2011年第一季度开始，到2012年第三季度连着七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直线下降，比2008年那次还长，从2008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二季度，当时是连续五个季度，15个月增长速度下降，这次是七个季度，政府退出之后，企业市场力量没有跟进，那就必然引起投资增长的回落。
再看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疲软的原因，刘伟认为，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上分析。从宏观上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不低的，扣除价格因素，金融危机后平均每年是14%左右，2013年比上年有所回落，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只有11.5%。原因是中央推出的八项规定，使公款吃喝消费受到了遏制，但在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居民消费不足。政府退出了，居民部门没有跟上。但总的来说，从统计数据看增长率并不低，但是我们为什么担心？主要是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扭曲，导致了居民购买力的增长有可能受到限制。
在国民收入的宏观分配上看，如果以财政收入、资本盈余和居民收入来看政府、企业、居民这三个部门的收入增长，增速最快的是财政收入，34年增长率是18.8%，增速最慢的是居民收入，比GDP慢三分之一。这几年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当中占的比重几乎每年都要下降一个百分点。这三者谁的钱是用于消费呢？主要是居民，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慢，比重逐渐降低。政府的最终消费也属于消费，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但在各级政府的选择上，更愿意把收入的增量中更多的部分用于投资。这样当然会导致最终消费增长乏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的发展失衡，导致了国民收入结构的失衡。从产业结构看，2012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是36%，而产值比重只有9.8%。虽然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反映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提升，但在另外一方面，大量农业劳动力的存在实际上反映出产业和城乡间的发展失衡。在初次分配当中，36%的人在分9.8%的产值，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差了三倍多，产业结构所决定的初次分配结构的失衡，制约了我国购买力的增长。这个矛盾也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从微观上看，在城镇居民内部、农村居民内部，近些年来收入分配的差距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公布了近十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都在国际警戒线水平0.4以上，虽然2008年以后有所降低，但仍在警戒线水平之上。
刘伟表示：“技术创新力不够，制度创新力不够，投资需求上不去；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的扭曲，消费需求难以保持持续旺盛的增长。虽然我们看到的统计数据反映出来增长率并不低，但是我们确实有理由担心它不可持续。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经济增长下行，从数据上看好像是伪命题，似乎都不存在，但是仔细分析后面的原因后，可以看出一个严重的深刻的结构性的问题。”
结构问题完全靠宏观政策是解决不了的，只能是顾此失彼。长期发展问题，通常发生在供给领域，而供给领域中出现的长期矛盾和问题靠短期需求管理通常是难以解决的，要靠结构升级。结构升级是一个结果，它的推动力是制度创新，这就是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提出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改革是中国目前最根本的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系统性的，方方面面的体制制度的安排，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这些方面的体制制度安排最要紧的原则就是权利、责任和利益要对等。改革是权利的再分配，更是利益的再调整，权利的转移和利益再分配时要注意防止的一个漏洞，就是权利、责任、利益三者转移的时候不同步，如果不同步，给了一部分人权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其他方面）的同时，在制度安排上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责任去约束他们，使这些人只有权利而无责任；与此同时，那些承担了责任的人没有得到利益，属于只有责任而无利益的人。如果这个社会治理结构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权、责、利不协调，一部分人有权利而无责任约束，另一部分人只有责任而无利益。这样的制度下无论效率还是秩序都会出现问题，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所以讲中国改革总目标，讲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是要在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上，让制度和责任、责任和利益协调起来。而经济体制改革是最具牵引力的，是各项改革的中心。强调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就是两条，一个就是在资源配置上，效率原则第一，市场就是效率；第二是法权，强调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所有的人没有身份上的差别，没有特权。市场就是这两条。追求效率为首要的目标，以公平竞争，机会均等为出发点。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起点公平竞争，终点是效率，这就是所谓的决定性作用。还应该强调的是，这里讲的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讲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作用，资源配置是微观问题，宏观问题和其他社会领域不是市场起决定作用，那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个方面，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制改革，在非资源配置的领域、在宏观领域应该要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两个车轮有效充分的竞争，有效的政策调控驱动下，中国结构转型才能稳定地开展，中国真正的均衡和可持续的增长才能保障。
年均增长率可适度下调
刘伟表示，近两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呈现出放缓的趋势。这种经济增长率的放缓，既有外部因素变化的影响（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也有经济周期的原因（200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4.2%，客观上经济增长有回调的要求），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由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随着中国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和上中等扩张收入阶段，客观上要求经济增长更加重视质的提高而不是量的扩张。因此，在2010年政府刺激政策“择机退出”后，由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比前期出现回落，有其历史必然性。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开始形成现代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并成为上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我国应该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提升而不是数量的扩张，而从社会发展、能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的要求看，经过长达30多年的10%左右高速经济增长，客观上也有适度放缓经济增长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上提出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在全面小康的整体框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是GDP在201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也就是说，实现7 .2%的年均GDP增长率，但是在2011年、2012年和201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3%、7.7%和7.7%，均高于预期的年均经济增长，所以在未来的7年里，如果要实现10年再翻一番的目标，只要达到年均6.73%的年均GDP增长就已经足够。和世界各国相比，这仍然属于高增长。就是和近些年来实现了加速增长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相比，这一增长率也不低。因此，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在6.5%和7.5%之间，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经济增长的总量目标仍然是有把握的。
就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而言，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再像过去那样，总是“超额完成”经济增长目标，而是应该在我国现阶段经济要求的经济增长目标的框架下，不断改善和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过去10多年中，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如果速度回落得太快，在高增长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行业和企业就有可能因为产业链和资金链的断裂上的问题出现经营困难，但如果仍然要保持原先的那种增长率，又可能因为经济发展中不断加剧的各种失衡加剧整个国民经济的风险。因此，经济增长率的放缓必须通过一个渐进的过程来逐步实现。正因为此，国家才提出要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有利于经济实现平稳转型。
刘伟介绍说，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任务是改善就业，这也是凯恩斯当年撰写《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讨论的主要是如何刺激经济增长但却以就业为题的主要原因。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是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由上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发展，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所以他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改善就业不仅推动着城镇化进程，同时也改善着收入分配和人民生活，并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不能太低，过低了就会影响充分就业，但经济增长也不能太高，过高就会影响我们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是需求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把长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适度下调，安排在7%左右，既能够保证我国按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又能够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率，是符合我国长期发展的利益最大化的要求的。
●大企业有钱投不出去，小企业想投没有钱，所以必须依靠政府来投资。投资需求把政府高度套牢。所以从2010年10月政府择机退出之后，从2011年第一季度开始，到2012年第三季度连着七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直线下降，比2008年那次还长。政府退出之后，企业市场力量没有跟进，那就必然引起投资增长的回落。
●技术创新力不够，制度创新力不够，投资需求上不去；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的扭曲，消费需求难以保持持续旺盛的增长。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经济增长下行，从数据上看好像是伪命题，似乎都不存在，但是仔细分析后面的原因后，可以看出一个严重的深刻的结构性问题。
●中国现阶段的改善就业不仅推动着城镇化进程，同时也改善着收入分配和人民生活，并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不能太低，过低了就会影响充分就业，但经济增长也不能太高，过高就会影响我们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是需求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近日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的经济失衡反映出了新的特征，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从数据上看这两者好像都是伪命题，但是仔细分析后面的原因，就可以发现它确实是一个严重深刻的结构性问题。结构问题完全靠宏观政策解决不了，要靠结构升级。结构升级推动力是制度创新，而改革是中国目前最根本的制度创新。这里面就涉及如何认识结构调整与深化改革的关系，刘伟认为，当前把长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适度下调，安排在7%左右，符合我国长期发展的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经济失衡反映出的新特征
“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36年之后的今天，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特别提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入地推进改革？”刘伟说，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成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GDP总量第一次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人均GDP第一次穿越了按照世界银行划分的标准，达到了上中等收入的水平。从下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标志着中国克服了贫困，穿越了温饱，进入到了当代的上中等收入社会。这些成就毫无疑问令人瞩目。但中国到了这个阶段，经济增长上和经济发展上出现的问题，也确确实实值得深刻地反思。
“我们首先看到一个现象，这就是中国经济在仍然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同时，经济失衡反映出了新的特征，用一句话概括叫做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这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种失衡的发生，既有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原因，也有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原因。”刘伟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失衡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从1978年到1998年上半年，将近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失衡主要是短缺经济基础上的需求膨胀，通货膨胀压力大，我们长时期里采取的都是适度紧缩的宏观政策。而从1998年下半年以后一直到2010年10月的这十多年中，除了个别年份之外，对中国经济增长均衡的最大威胁主要是内需疲软，特别是消费不足。外需也在影响中国经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影响中国，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则对中国产生了更大冲击力。这就导致了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失衡或主要的威胁是经济增长乏力。相应地，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就以扩大内需为重点，采取了扩张性的政策。而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过去分阶段出现的，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乏力这样两个不同时期分别出现的问题，如今在时间上、空间上同时聚集到了中国经济当中来。这种聚集同时发生，使我们的宏观政策非常难以选择。
刘伟表示，如果我们严格地从统计数据来看，通货膨胀似乎并不明显。从2012年5月开始到现在，以CPI反映的各个月度的通货膨胀率始终是在3%以下，2012年的9月和10月的通货膨胀率甚至在2%以下。而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通货膨胀率如果低于2%，主要问题就是要防止通缩而不是防止通胀了。2013年的通胀也就是在3%左右的水平，2014年预期不会超过3.5%。
按说中国应当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什么民众又会感到很大压力，整个社会从政府到居民对通胀预期值的担心程度这么高呢？刘伟认为，不能简单地从数据统计来解释这个现象，真正的问题是其背后实实在在存在的经济内在关系。虽然近几年通胀从数据显示上看压力不大，但是原因非常复杂。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一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前一段时期实施反危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投放了大量的货币。超额的货币投放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只是货币投放出去之后，冲击到物价有一个时间差。越是经济危机这个时间差可能来得越长，因为人们拿到钱之后不一定马上花，所以从货币投放出去到影响物价的时间会拉长，但最终总会产生冲击。从2008年三季度开始到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感到这个影响的节点快到了。从影响程度看，现在这100多万亿的货币供应量，对于中国通胀的拉动作用应该在50%以上。
二是经济增长中的成本。由于我们进入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一系列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环境、资源、能源、动力、原材料等）的成本都在上升，如果效率提高得慢，这些成本就会进入价格。根据我们的测算，目前物价上涨的压力大约接近50%来自成本的推动，这也就是说，中国现在进入了一个典型的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时期。由于在治理成本推动的通胀时，收紧银根利率会上升导致企业融资成本提高，最终反映为企业产品价格的上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收紧银根的举措不仅在抑制通胀上收效不大，而且推波助澜加剧了通胀。
三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2013年的商品进出口总额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目前，中国的进口对国际市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主要进口什么，什么就涨价。作为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对国外原材料的依赖程度相当大，石油依赖度超过了55%，铁矿石进口超过了国际贸易量的60%以上，这就使得国际输入性通胀对我国的影响非常大。
这些因素都是结构性的和深层次的，短期里靠宏观政策是解决不了的，也就是说，靠总量调整是控制不住的。所以人不怕有病，怕有了病之后缺乏治疗手段。通货膨胀报出来的数字大并不令人担心，我们担心的是它背后潜在的这些复杂因素。如果它们开始严重影响宏观经济，我们又缺乏有效的治理措施，那就是通货膨胀。
增长下行是结构性问题
“经济下行看起来也是一个伪命题。这几年金融危机这么厉害，中国经济保持7%以上，2011年达到了9.2%的水平，2012年和2013年是7.7%，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怎么能说是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虽然从统计数据上似乎看不到经济增长下行，但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担心的，担心我们不能从根本上克服内需不足的问题。”刘伟说。
先看投资需求。中国的投资需求的数据很好看。2008年-2012年，连续五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在20%以上。增长率很高，但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推动的。以政府为投资主体，第一没有市场效率，第二不可持续。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现在已经到达2%以上，高的时候达到了2.8%。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地方债务的风险越来越大，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还有多少财力继续投呢？这就有可能导致投资需求不可持续，关键主要是企业的力量不够，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创新力不够，有钱也找不到新的投资机会。在原有产品结构不升级的情况下，投就是重复建设，重复建设就是泡沫。小企业是需要投资的，但没有正常的融资渠道，2013年上半年民间借贷综合贷款利率超过了15%。大企业有钱投不出去，小企业想投没有钱，所以必须依靠政府来投资。投资需求把政府高度套牢。所以从2010年10月政府择机退出之后，从2011年第一季度开始，到2012年第三季度连着七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直线下降，比2008年那次还长，从2008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二季度，当时是连续五个季度，15个月增长速度下降，这次是七个季度，政府退出之后，企业市场力量没有跟进，那就必然引起投资增长的回落。
再看消费需求。消费需求疲软的原因，刘伟认为，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上分析。从宏观上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不低的，扣除价格因素，金融危机后平均每年是14%左右，2013年比上年有所回落，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只有11.5%。原因是中央推出的八项规定，使公款吃喝消费受到了遏制，但在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居民消费不足。政府退出了，居民部门没有跟上。但总的来说，从统计数据看增长率并不低，但是我们为什么担心？主要是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扭曲，导致了居民购买力的增长有可能受到限制。
在国民收入的宏观分配上看，如果以财政收入、资本盈余和居民收入来看政府、企业、居民这三个部门的收入增长，增速最快的是财政收入，34年增长率是18.8%，增速最慢的是居民收入，比GDP慢三分之一。这几年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当中占的比重几乎每年都要下降一个百分点。这三者谁的钱是用于消费呢？主要是居民，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慢，比重逐渐降低。政府的最终消费也属于消费，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但在各级政府的选择上，更愿意把收入的增量中更多的部分用于投资。这样当然会导致最终消费增长乏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产业之间的发展失衡，导致了国民收入结构的失衡。从产业结构看，2012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是36%，而产值比重只有9.8%。虽然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反映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提升，但在另外一方面，大量农业劳动力的存在实际上反映出产业和城乡间的发展失衡。在初次分配当中，36%的人在分9.8%的产值，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差了三倍多，产业结构所决定的初次分配结构的失衡，制约了我国购买力的增长。这个矛盾也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从微观上看，在城镇居民内部、农村居民内部，近些年来收入分配的差距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公布了近十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都在国际警戒线水平0.4以上，虽然2008年以后有所降低，但仍在警戒线水平之上。
刘伟表示：“技术创新力不够，制度创新力不够，投资需求上不去；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的扭曲，消费需求难以保持持续旺盛的增长。虽然我们看到的统计数据反映出来增长率并不低，但是我们确实有理由担心它不可持续。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经济增长下行，从数据上看好像是伪命题，似乎都不存在，但是仔细分析后面的原因后，可以看出一个严重的深刻的结构性的问题。”
结构问题完全靠宏观政策是解决不了的，只能是顾此失彼。长期发展问题，通常发生在供给领域，而供给领域中出现的长期矛盾和问题靠短期需求管理通常是难以解决的，要靠结构升级。结构升级是一个结果，它的推动力是制度创新，这就是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提出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改革是中国目前最根本的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系统性的，方方面面的体制制度的安排，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这些方面的体制制度安排最要紧的原则就是权利、责任和利益要对等。改革是权利的再分配，更是利益的再调整，权利的转移和利益再分配时要注意防止的一个漏洞，就是权利、责任、利益三者转移的时候不同步，如果不同步，给了一部分人权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其他方面）的同时，在制度安排上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责任去约束他们，使这些人只有权利而无责任；与此同时，那些承担了责任的人没有得到利益，属于只有责任而无利益的人。如果这个社会治理结构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权、责、利不协调，一部分人有权利而无责任约束，另一部分人只有责任而无利益。这样的制度下无论效率还是秩序都会出现问题，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所以讲中国改革总目标，讲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是要在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上，让制度和责任、责任和利益协调起来。而经济体制改革是最具牵引力的，是各项改革的中心。强调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就是两条，一个就是在资源配置上，效率原则第一，市场就是效率；第二是法权，强调机会均等和公平竞争，所有的人没有身份上的差别，没有特权。市场就是这两条。追求效率为首要的目标，以公平竞争，机会均等为出发点。一个起点和一个终点，起点公平竞争，终点是效率，这就是所谓的决定性作用。还应该强调的是，这里讲的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讲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作用，资源配置是微观问题，宏观问题和其他社会领域不是市场起决定作用，那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个方面，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制改革，在非资源配置的领域、在宏观领域应该要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两个车轮有效充分的竞争，有效的政策调控驱动下，中国结构转型才能稳定地开展，中国真正的均衡和可持续的增长才能保障。
年均增长率可适度下调
刘伟表示，近两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呈现出放缓的趋势。这种经济增长率的放缓，既有外部因素变化的影响（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也有经济周期的原因（200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4.2%，客观上经济增长有回调的要求），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由可持续增长和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随着中国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和上中等扩张收入阶段，客观上要求经济增长更加重视质的提高而不是量的扩张。因此，在2010年政府刺激政策“择机退出”后，由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比前期出现回落，有其历史必然性。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开始形成现代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并成为上中等收入水平国家，我国应该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提升而不是数量的扩张，而从社会发展、能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环境等方面的要求看，经过长达30多年的10%左右高速经济增长，客观上也有适度放缓经济增长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上提出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在全面小康的整体框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是GDP在201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也就是说，实现7 .2%的年均GDP增长率，但是在2011年、2012年和201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9.3%、7.7%和7.7%，均高于预期的年均经济增长，所以在未来的7年里，如果要实现10年再翻一番的目标，只要达到年均6.73%的年均GDP增长就已经足够。和世界各国相比，这仍然属于高增长。就是和近些年来实现了加速增长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相比，这一增长率也不低。因此，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在6.5%和7.5%之间，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经济增长的总量目标仍然是有把握的。
就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而言，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再像过去那样，总是“超额完成”经济增长目标，而是应该在我国现阶段经济要求的经济增长目标的框架下，不断改善和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过去10多年中，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如果速度回落得太快，在高增长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行业和企业就有可能因为产业链和资金链的断裂上的问题出现经营困难，但如果仍然要保持原先的那种增长率，又可能因为经济发展中不断加剧的各种失衡加剧整个国民经济的风险。因此，经济增长率的放缓必须通过一个渐进的过程来逐步实现。正因为此，国家才提出要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有利于经济实现平稳转型。
刘伟介绍说，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任务是改善就业，这也是凯恩斯当年撰写《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讨论的主要是如何刺激经济增长但却以就业为题的主要原因。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尤其是随着我国进入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由上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发展，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所以他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改善就业不仅推动着城镇化进程，同时也改善着收入分配和人民生活，并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不能太低，过低了就会影响充分就业，但经济增长也不能太高，过高就会影响我们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主要是需求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因此把长期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适度下调，安排在7%左右，既能够保证我国按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又能够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率，是符合我国长期发展的利益最大化的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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