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资讯
长三角小微制造企业生存实录：成本上涨之痛下的进退抉择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添加日期：2018年10月15日
很多企业主和姚亮一样，面临着多项经营要素成本攀高的难题。其中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力工资上调、物业物流成本攀升，以及税费等，成为民营中小实体企业主要的成本负担。
国庆假期刚过，上海迎来了一股强力的冷空气，上海远郊的一处工业园区里，初秋的夜晚被意料之外的寒意所笼罩。
在上海这座高度城市化、产业升级加速推进的国际化都市的边缘地区，仍然有不少散落在园区内的中小微生产制造类企业在深夜里亮着灯光。
10月9日，姚亮(化名)连续打了三个电话才把客户的问题解决，头有些微微发胀，抬头看了一眼时钟，又是深夜。创业多年来，从销售业务做起的他，解决了无数客户遇到的难题，但却对自己企业发展所遭遇的经营成本困局，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很多企业主和姚亮一样，面临着多项经营要素成本攀高的难题。其中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力工资上调、物业物流成本攀升，以及税费等，成为民营中小实体企业主要的成本负担。
不久前发布的2018年民营企业500强报告显示，2017年用工成本上升、税费负担重、融资难融资贵仍然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前三大影响因素，分别占到了61.4%、54.8%和50.8%。此外，国内市场秩序不够规范和市场需求不足则分别紧随其后，位列第四和第五。
这一系列数据的背后，揭示出当前国内民企的生存现状，人工、物业、税费和制度性成本等相继上涨，正在成为不少企业的发展阻碍。尤其是对那些处在产业链末端的中小微制造型企业来说，行业成本之变与经济环境的变动，往往最先传导并体现在这些企业的生产线上。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于身处秋夜中的姚亮和他身后的企业来说，反之道理亦然。
攀高的“实业门槛”
姚亮的上海贝力仪器有限公司坐落在上海奉贤区浦星公路旁的一座并不显眼的工业园内，每次外地客户来访，都要费一番周折才能找到。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姚亮所投身的扭力工具行业，在我国尚属于冷门制造产业。在2008年之前，仅有几家国企生产专业的扭力工具供应国内市场需求，但此后随着外资品牌的入驻，国内市场开始逐步被进口产品替代，直到近几年，不少民营的国产企业也开始逐渐兴起。
姚亮所创的企业正是其中一员。尽管位置远、不起眼，但对于姚亮来说，当前能够在这个园区里“安身立命”已是非常不易。
近几年来，上海产业升级与转型的过程中，一大批生产制造型小微企业面临着迁徙调整的命运，其中加工制造型企业生存所需的人工、物业和原材料等要素成本的上涨，成为现实中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
“对于很多民营的制造型企业来说，近几年想留在上海的门槛真的是越来越高。”姚亮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当前像他这样，一边享有留在上海带来的企业发展潜力，一边默默承受着逐渐高企的生产经营成本的中小实体企业并不在少数。
记者调查了解到，物业与房租成本的快速上涨首当其冲。2014年以前，上海郊区中的金山、奉贤与浦东等工业园区内的租金水平，大概在每天0.4元/平至0.5元/平之间，但2018年至今已经接近每天0.8元/平至1元/平的水平，几乎翻了一番。
而在浙江桐乡，欧莉服饰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吴国杉告诉记者，2015年他在当地签订的租房费用为12万一年，如今已经涨到了25万一年。除此之外，很多签订的房租协议中，皆有房租逐年上浮的条款，每年房租实现5%-8%的涨幅甚至已经成为行业的潜规则。
事实上，“涨涨涨”的还不只是房租，制造企业的用工成本攀升，同样也是不得不面临的难题。据《2018年民营企业500强》报告显示，2017年中民营企业的用工成本占比最高，达到了61.4%，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首要影响因素。
对此，吴国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桐乡散落着大大小小几千个制衣加工企业，在面临东部地区劳动力回流的现状时，几乎都存在着严重的招工难问题。如此一来，提高工人工资待遇，就成为企业生存、参与市场竞争的必然选择。
“现在工人工资每年10%左右的上涨也已经成为行业规则。”吴国杉坦言，对于众多类似的小微制衣企业来说，当前每个月用工成本近50万元，旺季还能够承受，淡季就只能无奈亏本。
当然，除了物业成本和用工成本的不断攀升外，制造企业当前面临的原材料上涨压力已经成为诸多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制造业庞大而联系紧密的产业链条中，国内诸多制造企业所需的原材料价格更多地还是受制于国际市场，一旦出现类似原油涨价、汇率波动等情况，原材料的价格浮动就会沿着供给产业链传导至这些制造业的“神经末梢”。
9月30日，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制造业PMI数据显示，企业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达到了59.8%，比8月上升了1.1个百分点，出厂价格指数为54.3%，与上月持平，均为年内高点。调查结果显示，制造业原材料价格上涨快于产品出厂价格，使部分中下游企业利润受到一定影响。
“很多原材料的定价权是根据国际市场，特别是稀有金属材料，受汇率等因素影响很大。”姚亮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扭力工具行业的原料成本涨幅为例，其产业所需的合金钢、钒和锰等原材料价格在过去短短的一年时间内上涨超过了50%。
喜忧参半的现状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当前国内不少民营制造企业面临着用工、物业和原材料的价格攀升同时，还要面临着税费调整、环保趋严等制度调整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对此，姚亮深有感触。多年前从小作坊起步创业的他坦言，作为小微企业很多税费的征收是可以合理避开的，如今上海在推动产业升级与转型的过程中，企业进驻园区成为其生存与发展的必需，同时也意味着税费征收必然要达到园区的征收标准。
“对我们来说，制造业税率从17%降至16%的确减轻了一些压力，但同时城市发展对企业生产要求拔高，也增加了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姚亮说，很多能够进驻到园区内的小微制造企业还暂时处在由粗放加工制造到技术研发的过渡阶段，尚未真正产生利润，但为了“留下来”并能够达到园区税收标准，就必须要想办法来完成缴税的任务。
在采访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姚亮的企业在入驻园区后，为了完成缴税任务，在技术研发的同时，还要兼顾进行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来获取收益缴税，无形中也增加了企业转型技术研发的压力。
10月11日，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很多中小制造企业来说，当前环保和消防等要求提升的情况下，为了能够继续“活下去”，想办法进驻园区，并能够按照要求完成税收规定，成为摆在诸多中小制造企业面前的不二选择。
姚亮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其企业入驻园区的要求是一年缴纳20万元的税金，分摊至每个月就是1.6万元左右，按照当前减负后16%的税率，就需要公司每个月在缴税日的账面上保有近14万元的公司财务总额。
“蚊子腿虽瘦，但也是肉。”姚亮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个月14万元的流转资金对于转型做研发的小微企业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除此之外，员工社保标准的不断提高，也是当前民营企业成本上升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上海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础上、下限分别调整为21396元和4279元，相较2017年分别提高了1884元和377元的标准。
记者了解到，在姚亮的企业生产车间中，普通工人若按照上海2017年的最低社保缴纳社保标准是每人每月1600多元，而今年的这一标准就已经提升到了每人每月超过了1700元。
当然，毋庸置疑的是，中小微企业在园区内的正规化经营也让很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重视研发投入的实力型中小微制造企业迎来了更好的竞争环境和发展机遇。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此前国内制造行业发展存在的恶性价格战乱象同样也困扰着姚亮所在的扭力工具行业。在国内市场逐渐兴起时，民营资本的逐利者纷纷介入其中，导致行业内低端产品持续存在。从长远来看，国产市场的低端价格竞争已经成为阻碍产业自身壮大的主要阻碍，使国产产品根本无法撼动进口扭力工具在国内市场所占据的垄断市场地位。
“在税收、渠道和产品标准方面进行统一，虽然企业成本上涨了，但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真正让有前景的企业生存下去，其实最终还是公平的。”姚亮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留在上海并进入园区，虽然成本相对更高，但能够在保障研发能力的前提下，发力成为研发型企业，在未来则更有市场竞争力。
产业升级高附加值化
从长远来看，如今制造型企业所面临的经营成本之困，与制造业整体转型与升级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于本就诞生于市场夹缝之中的民营中小制造企业而言，在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下，在行业中的进与退就成为时代的必然。
长期观察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专家告诉记者，当前以上海为代表在整体推动地区整体产业升级与转型的过程中，大量原先散落于城市周边地区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受困于经营成本攀升和环保趋严等政策压力，纷纷选择关停并转甚至是外迁出沪。
一位不愿具名的某塑料制品厂厂长向记者透露，2017年3月他在上海的生产企业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脏乱差”企业名单，无奈之下只能将其搬迁至安徽黄山的工业园区中，但环保持续加压的环境下，企业生存仍然面临着生产萎缩的下行局面。
“这几年上海小微制造企业外迁的浪潮中，走了很多家类似的企业。”他对记者透露，搬走的多数企业中，一方面既面临着税费与环评等关键要素无法达标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备受经营成本高企带来的压力，因此即使不留在上海，想在外地正规化经营也变得十分困难。
10月10日，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潘毅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事实上不少地方的传统产业大部分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当前的环境下通过市场来倒逼其完成组织结构的转变。
“中小制造企业面临的压力，实际能够成为一种发展契机。”潘毅刚指出，很多块状经济诞生出的中小制造企业必然无法长期生存下去，在大浪淘沙的过程中也终将会有优胜劣汰。在这种情况下，改变原有的组织方式和低成本的恶性竞争，转向高质量发展才是最终的企业出路。
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建军也认为，当前中小制造企业的经营困局十分普遍，纵然市场、政府的引导能够扮演一定的推动力，但最关键的转变还是自身的产业升级，实现高附加值化。
对于姚亮的企业来说，选择在上海留下来的根本推动力就是转型：从起初的加工贸易转型至研发型贸易企业，依靠上海核心人才聚集的优势，更容易通过技术的研发投入，摆脱行业低端价格竞争的泥潭，来实现发展壮大。
为此，他高薪聘请了行业内的一流技术人才，结合自身多年的业务经验，瞄准一线客户面对的市场痛点，通过技术研发为大型制造企业的某一市场需求进行一对一的定制化产品生产与售后服务，从而迅速让转型后的企业在市场中走向正轨。
采访的最后，姚亮兴致勃勃地向记者展示其公司最新研发出的智能扳手，相较于市场上现有产品，其拥有更小精度的误差优势，甚至拥有了超越进口产品的数据无线上传功能。
国庆假期刚过，上海迎来了一股强力的冷空气，上海远郊的一处工业园区里，初秋的夜晚被意料之外的寒意所笼罩。
在上海这座高度城市化、产业升级加速推进的国际化都市的边缘地区，仍然有不少散落在园区内的中小微生产制造类企业在深夜里亮着灯光。
10月9日，姚亮(化名)连续打了三个电话才把客户的问题解决，头有些微微发胀，抬头看了一眼时钟，又是深夜。创业多年来，从销售业务做起的他，解决了无数客户遇到的难题，但却对自己企业发展所遭遇的经营成本困局，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很多企业主和姚亮一样，面临着多项经营要素成本攀高的难题。其中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力工资上调、物业物流成本攀升，以及税费等，成为民营中小实体企业主要的成本负担。
不久前发布的2018年民营企业500强报告显示，2017年用工成本上升、税费负担重、融资难融资贵仍然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前三大影响因素，分别占到了61.4%、54.8%和50.8%。此外，国内市场秩序不够规范和市场需求不足则分别紧随其后，位列第四和第五。
这一系列数据的背后，揭示出当前国内民企的生存现状，人工、物业、税费和制度性成本等相继上涨，正在成为不少企业的发展阻碍。尤其是对那些处在产业链末端的中小微制造型企业来说，行业成本之变与经济环境的变动，往往最先传导并体现在这些企业的生产线上。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于身处秋夜中的姚亮和他身后的企业来说，反之道理亦然。
攀高的“实业门槛”
姚亮的上海贝力仪器有限公司坐落在上海奉贤区浦星公路旁的一座并不显眼的工业园内，每次外地客户来访，都要费一番周折才能找到。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姚亮所投身的扭力工具行业，在我国尚属于冷门制造产业。在2008年之前，仅有几家国企生产专业的扭力工具供应国内市场需求，但此后随着外资品牌的入驻，国内市场开始逐步被进口产品替代，直到近几年，不少民营的国产企业也开始逐渐兴起。
姚亮所创的企业正是其中一员。尽管位置远、不起眼，但对于姚亮来说，当前能够在这个园区里“安身立命”已是非常不易。
近几年来，上海产业升级与转型的过程中，一大批生产制造型小微企业面临着迁徙调整的命运，其中加工制造型企业生存所需的人工、物业和原材料等要素成本的上涨，成为现实中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
“对于很多民营的制造型企业来说，近几年想留在上海的门槛真的是越来越高。”姚亮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当前像他这样，一边享有留在上海带来的企业发展潜力，一边默默承受着逐渐高企的生产经营成本的中小实体企业并不在少数。
记者调查了解到，物业与房租成本的快速上涨首当其冲。2014年以前，上海郊区中的金山、奉贤与浦东等工业园区内的租金水平，大概在每天0.4元/平至0.5元/平之间，但2018年至今已经接近每天0.8元/平至1元/平的水平，几乎翻了一番。
而在浙江桐乡，欧莉服饰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吴国杉告诉记者，2015年他在当地签订的租房费用为12万一年，如今已经涨到了25万一年。除此之外，很多签订的房租协议中，皆有房租逐年上浮的条款，每年房租实现5%-8%的涨幅甚至已经成为行业的潜规则。
事实上，“涨涨涨”的还不只是房租，制造企业的用工成本攀升，同样也是不得不面临的难题。据《2018年民营企业500强》报告显示，2017年中民营企业的用工成本占比最高，达到了61.4%，成为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首要影响因素。
对此，吴国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桐乡散落着大大小小几千个制衣加工企业，在面临东部地区劳动力回流的现状时，几乎都存在着严重的招工难问题。如此一来，提高工人工资待遇，就成为企业生存、参与市场竞争的必然选择。
“现在工人工资每年10%左右的上涨也已经成为行业规则。”吴国杉坦言，对于众多类似的小微制衣企业来说，当前每个月用工成本近50万元，旺季还能够承受，淡季就只能无奈亏本。
当然，除了物业成本和用工成本的不断攀升外，制造企业当前面临的原材料上涨压力已经成为诸多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制造业庞大而联系紧密的产业链条中，国内诸多制造企业所需的原材料价格更多地还是受制于国际市场，一旦出现类似原油涨价、汇率波动等情况，原材料的价格浮动就会沿着供给产业链传导至这些制造业的“神经末梢”。
9月30日，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制造业PMI数据显示，企业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达到了59.8%，比8月上升了1.1个百分点，出厂价格指数为54.3%，与上月持平，均为年内高点。调查结果显示，制造业原材料价格上涨快于产品出厂价格，使部分中下游企业利润受到一定影响。
“很多原材料的定价权是根据国际市场，特别是稀有金属材料，受汇率等因素影响很大。”姚亮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以扭力工具行业的原料成本涨幅为例，其产业所需的合金钢、钒和锰等原材料价格在过去短短的一年时间内上涨超过了50%。
喜忧参半的现状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当前国内不少民营制造企业面临着用工、物业和原材料的价格攀升同时，还要面临着税费调整、环保趋严等制度调整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对此，姚亮深有感触。多年前从小作坊起步创业的他坦言，作为小微企业很多税费的征收是可以合理避开的，如今上海在推动产业升级与转型的过程中，企业进驻园区成为其生存与发展的必需，同时也意味着税费征收必然要达到园区的征收标准。
“对我们来说，制造业税率从17%降至16%的确减轻了一些压力，但同时城市发展对企业生产要求拔高，也增加了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姚亮说，很多能够进驻到园区内的小微制造企业还暂时处在由粗放加工制造到技术研发的过渡阶段，尚未真正产生利润，但为了“留下来”并能够达到园区税收标准，就必须要想办法来完成缴税的任务。
在采访中，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姚亮的企业在入驻园区后，为了完成缴税任务，在技术研发的同时，还要兼顾进行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来获取收益缴税，无形中也增加了企业转型技术研发的压力。
10月11日，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对于很多中小制造企业来说，当前环保和消防等要求提升的情况下，为了能够继续“活下去”，想办法进驻园区，并能够按照要求完成税收规定，成为摆在诸多中小制造企业面前的不二选择。
姚亮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其企业入驻园区的要求是一年缴纳20万元的税金，分摊至每个月就是1.6万元左右，按照当前减负后16%的税率，就需要公司每个月在缴税日的账面上保有近14万元的公司财务总额。
“蚊子腿虽瘦，但也是肉。”姚亮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一个月14万元的流转资金对于转型做研发的小微企业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除此之外，员工社保标准的不断提高，也是当前民营企业成本上升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上海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础上、下限分别调整为21396元和4279元，相较2017年分别提高了1884元和377元的标准。
记者了解到，在姚亮的企业生产车间中，普通工人若按照上海2017年的最低社保缴纳社保标准是每人每月1600多元，而今年的这一标准就已经提升到了每人每月超过了1700元。
当然，毋庸置疑的是，中小微企业在园区内的正规化经营也让很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重视研发投入的实力型中小微制造企业迎来了更好的竞争环境和发展机遇。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此前国内制造行业发展存在的恶性价格战乱象同样也困扰着姚亮所在的扭力工具行业。在国内市场逐渐兴起时，民营资本的逐利者纷纷介入其中，导致行业内低端产品持续存在。从长远来看，国产市场的低端价格竞争已经成为阻碍产业自身壮大的主要阻碍，使国产产品根本无法撼动进口扭力工具在国内市场所占据的垄断市场地位。
“在税收、渠道和产品标准方面进行统一，虽然企业成本上涨了，但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真正让有前景的企业生存下去，其实最终还是公平的。”姚亮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留在上海并进入园区，虽然成本相对更高，但能够在保障研发能力的前提下，发力成为研发型企业，在未来则更有市场竞争力。
产业升级高附加值化
从长远来看，如今制造型企业所面临的经营成本之困，与制造业整体转型与升级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于本就诞生于市场夹缝之中的民营中小制造企业而言，在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下，在行业中的进与退就成为时代的必然。
长期观察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专家告诉记者，当前以上海为代表在整体推动地区整体产业升级与转型的过程中，大量原先散落于城市周边地区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受困于经营成本攀升和环保趋严等政策压力，纷纷选择关停并转甚至是外迁出沪。
一位不愿具名的某塑料制品厂厂长向记者透露，2017年3月他在上海的生产企业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脏乱差”企业名单，无奈之下只能将其搬迁至安徽黄山的工业园区中，但环保持续加压的环境下，企业生存仍然面临着生产萎缩的下行局面。
“这几年上海小微制造企业外迁的浪潮中，走了很多家类似的企业。”他对记者透露，搬走的多数企业中，一方面既面临着税费与环评等关键要素无法达标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备受经营成本高企带来的压力，因此即使不留在上海，想在外地正规化经营也变得十分困难。
10月10日，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潘毅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事实上不少地方的传统产业大部分都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当前的环境下通过市场来倒逼其完成组织结构的转变。
“中小制造企业面临的压力，实际能够成为一种发展契机。”潘毅刚指出，很多块状经济诞生出的中小制造企业必然无法长期生存下去，在大浪淘沙的过程中也终将会有优胜劣汰。在这种情况下，改变原有的组织方式和低成本的恶性竞争，转向高质量发展才是最终的企业出路。
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建军也认为，当前中小制造企业的经营困局十分普遍，纵然市场、政府的引导能够扮演一定的推动力，但最关键的转变还是自身的产业升级，实现高附加值化。
对于姚亮的企业来说，选择在上海留下来的根本推动力就是转型：从起初的加工贸易转型至研发型贸易企业，依靠上海核心人才聚集的优势，更容易通过技术的研发投入，摆脱行业低端价格竞争的泥潭，来实现发展壮大。
为此，他高薪聘请了行业内的一流技术人才，结合自身多年的业务经验，瞄准一线客户面对的市场痛点，通过技术研发为大型制造企业的某一市场需求进行一对一的定制化产品生产与售后服务，从而迅速让转型后的企业在市场中走向正轨。
采访的最后，姚亮兴致勃勃地向记者展示其公司最新研发出的智能扳手，相较于市场上现有产品，其拥有更小精度的误差优势，甚至拥有了超越进口产品的数据无线上传功能。
关注东审公众微信号"bjds4006505616"及时获取最有价值的信息微信二微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