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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结构性改革释放新需求，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添加日期：2018年08月06日
日前，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分析当前经济金融形势，重点研究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问题，同时要求处理好宏观总量与微观信贷的关系。在把握好货币总闸门的前提下，要在信贷考核和内部激励上下更大功夫，增强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内生动力。
像大多数国家一样，民营企业与小微企业为中国提供了最多的就业岗位，在促进经济增长、加快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它们在融资方面始终存在一些困难，因为规模小、风险高，受银行歧视。这个现象不是中国独有，与成本与风险有关。
当前，中国银行间资金难以流入实体经济，一般认为是传导机制出现问题。一方面，银行可能受到能力制约，毕竟非标回表造成了资本金问题;另一方面，银行给中小企业放贷成本高，风险也高，不愿意投放，如果提高利率，中小企业又面临“融资贵”的问题。
我们认为，问题并非出在传导机制本身，而是最终需求的缺乏。尽管中国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在效率上还比较低，但不是目前融资困境的主要原因，毕竟银行首先考虑的是风险，他们要为自己的资产安全负责。
2008年后，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变低，主要依靠基建和地产。这也决定了中国大量民营企业与小微企业围绕着基建和地产从事相关产业，处于相同周期。现在，由于房价过高抑制地产业，以及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进行限制，围绕这两个领域开展业务的民营企业与小微企业一定会受到冲击。对于金融部门而言，由于这些领域的需求减少，相关民营企业与小微企业风险大增，必然会加以回避。
当然，实体经济以及小微企业并不是全都围绕着基建与地产从事相关业务。但对于其他领域，即使在宽货币与宽信用组合之下，银行部门也不愿意向它们提供融资服务。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传导机制失灵现象。比如美国和日本，都曾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将利率降到接近零的水平，提供流动性，刺激金融部门放贷，但并未起到多大作用。这是因为，市场消费不足、企业投资不足，即使货币当局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金融机构仍然不愿意向外放贷。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货币政策传导不畅是因为社会最终需求不足，也就是实体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这不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所能解决的，银行部门疏通传导机制也作用不大。
只有结构性改革才能释放出新的市场需求，从而刺激供给侧的投资，使得经济进入健康运行状态。因此，在此次会议上，也明确的提出，“要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在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下，注意支持形成最终需求，为实体经济创造新的动力和方向”。这个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
首先，应该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在基建补短板方面加大投入，但这种需求刺激应该是温和的，而不是大干快上，以稳定经济为主。其次，必须真正且尽快为企业降低成本，尤其是制造业与商业服务业，过高成本导致过高的价格，压制了需求，制造滞胀风险。其三，必须加强分配调整，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强消费能力，个人直接和间接的税费负担不轻，同时房价(包括租金)过高产生了挤出效应，应该尽快调整。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即“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中，“降成本”相对于其他工作过于迟滞，成本居高不下影响了产能投资和消费需求，是结构性问题的核心，如果不下决心解决，就不能形成社会最终需求，过多流动性就无法进入实体经济，只会走歪门邪道进入资产领域炒作。
尽管目前困境出在最终需求不足，但银行在提供融资服务方面改进空间也很大。银行还带有某种垄断文化的后遗症，市场化不足，对于民营企业与小微企业贷款要求过于苛刻，激励机制存在歧视性。因此，针对民营企业与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不能仅仅要求数量指标，应该趁机进行制度性建设。合理确定普惠型小微贷款价格，逐步降低对抵押担保和外部评估的依赖，从源头上降低小微企业融资费用负担。
像大多数国家一样，民营企业与小微企业为中国提供了最多的就业岗位，在促进经济增长、加快创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它们在融资方面始终存在一些困难，因为规模小、风险高，受银行歧视。这个现象不是中国独有，与成本与风险有关。
当前，中国银行间资金难以流入实体经济，一般认为是传导机制出现问题。一方面，银行可能受到能力制约，毕竟非标回表造成了资本金问题;另一方面，银行给中小企业放贷成本高，风险也高，不愿意投放，如果提高利率，中小企业又面临“融资贵”的问题。
我们认为，问题并非出在传导机制本身，而是最终需求的缺乏。尽管中国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在效率上还比较低，但不是目前融资困境的主要原因，毕竟银行首先考虑的是风险，他们要为自己的资产安全负责。
2008年后，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变低，主要依靠基建和地产。这也决定了中国大量民营企业与小微企业围绕着基建和地产从事相关产业，处于相同周期。现在，由于房价过高抑制地产业，以及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进行限制，围绕这两个领域开展业务的民营企业与小微企业一定会受到冲击。对于金融部门而言，由于这些领域的需求减少，相关民营企业与小微企业风险大增，必然会加以回避。
当然，实体经济以及小微企业并不是全都围绕着基建与地产从事相关业务。但对于其他领域，即使在宽货币与宽信用组合之下，银行部门也不愿意向它们提供融资服务。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传导机制失灵现象。比如美国和日本，都曾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将利率降到接近零的水平，提供流动性，刺激金融部门放贷，但并未起到多大作用。这是因为，市场消费不足、企业投资不足，即使货币当局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金融机构仍然不愿意向外放贷。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货币政策传导不畅是因为社会最终需求不足，也就是实体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这不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所能解决的，银行部门疏通传导机制也作用不大。
只有结构性改革才能释放出新的市场需求，从而刺激供给侧的投资，使得经济进入健康运行状态。因此，在此次会议上，也明确的提出，“要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在坚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下，注意支持形成最终需求，为实体经济创造新的动力和方向”。这个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
首先，应该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在基建补短板方面加大投入，但这种需求刺激应该是温和的，而不是大干快上，以稳定经济为主。其次，必须真正且尽快为企业降低成本，尤其是制造业与商业服务业，过高成本导致过高的价格，压制了需求，制造滞胀风险。其三，必须加强分配调整，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强消费能力，个人直接和间接的税费负担不轻，同时房价(包括租金)过高产生了挤出效应，应该尽快调整。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即“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中，“降成本”相对于其他工作过于迟滞，成本居高不下影响了产能投资和消费需求，是结构性问题的核心，如果不下决心解决，就不能形成社会最终需求，过多流动性就无法进入实体经济，只会走歪门邪道进入资产领域炒作。
尽管目前困境出在最终需求不足，但银行在提供融资服务方面改进空间也很大。银行还带有某种垄断文化的后遗症，市场化不足，对于民营企业与小微企业贷款要求过于苛刻，激励机制存在歧视性。因此，针对民营企业与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不能仅仅要求数量指标，应该趁机进行制度性建设。合理确定普惠型小微贷款价格，逐步降低对抵押担保和外部评估的依赖，从源头上降低小微企业融资费用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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