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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金扩容因经济下行停滞 部分国企已停止缴费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添加日期：2017年01月03日
作为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企业年金正面临重要的发展拐点。
人社部上月公布的《2016年第三季度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据摘要》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企业年金覆盖人数只比2015年底增加了7.92万人，收益率也跌到了2.63%的低位。
第一财经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小的大环境下，向来对员工“慷慨”的大型国企迫于“手头紧”，开始缩减年金的支出，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甚至已经停止缴费。
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看来，在这一轮年金制度改革中应加入“自动加入”、“放开投资个人选择权”和“生命周期基金”等举措来扩大企业年金的覆盖面。否则，企业年金有可能走向漫长的疲软和增长乏力。
人社部原副部长、现任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胡晓义表示，应考虑降低几个点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将之转化为年金的企业缴费，以便快速扩大年金的覆盖面，提高个人的养老预期。
企业年金市场“僧多粥少”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5年新建年金的职工人数只比上年增加了1%，而2007~2014年间的年增长率均超过11%，其中2011年增幅高达18.1%。
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企业年金的参与职工只比2015年底增加7.92万人;同时下滑的还有投资收益率，仅为2.63%。
这些年来企业年金的投资收益并不稳定，除了2007年资本市场比较火爆，投资收益率达到41%之外，一般维持在3%~9%之间。2015年度加权平均收益率达到9.88%，创下了2007年来的新高。从2016年前三季度的数据来看，全年的收益率将创出近年来的新低。
事实上，2016年已是企业年金陷入停滞的第二年，2015年企业年金的覆盖人数也只增加了23万，而在2014年，同比增加人数高达237万。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齐传钧表示，企业年金在过去十年中的成果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取得的，经济增速一旦下滑，年金的新增覆盖面立马就回落了，如何在经济新常态下扩大企业年金的覆盖面，是未来必须面对的难题。
中国人寿(24.900, 0.81, 3.36%)养老发展规划部副总经理李蔚在上月24日举行的“年金制度深化改革与道路抉择”研讨会上表示，年金管理机构在市场拓展时明显感觉到大客户少了，而且大客户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缴费能力也在下降。
一位银行系企业年金管理部门的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长期以来年金市场处于“僧多粥少”的局面，50多个牌照争夺一个万亿的市场，竞争原本就非常激烈，经济下行更加剧这种“吃不饱”的状况，有些产能过剩的企业已经开始停止缴费。与此同时，市场也开始出现两极分化，大客户更多地向保险系的年金管理机构集中。
从2004年成立至今，企业年金用了12年时间才使基金规模突破万亿，与制度建立之初业内人士的设想相去甚远。
郑秉文表示，与基本养老金保险相比，企业年金的整体水平还很低。到2015年底，建立年金的企业数量只占全国企业法人单位的10%，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参与人数只相当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的6.55%，占城镇就业人口比例只有2.99%，与发达国家60%的水平相去甚远。
从基金规模上来看，2015年企业年金积累基金规模只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26.95%，占当年GDP的比例不到1.5%。
“如果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的参与率不能得到有效提高，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依然承受巨大压力，构建‘多层次混合型’福利体系的目标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郑秉文说。
“自动加入”激励中小企业
覆盖面狭小是当前企业年金广受诟病的主因之一。建立年金的企业多数为能源、电力、铁路、交通、烟草等垄断型和资源型企业，还有银行、证券、保险等盈利不错的金融企业。从缴费额占年金积累总额比例来看，约75%为国有企业，企业年金也因此被称为“富人俱乐部”。
在经济下行及“去产能”的大背景下，“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国企缴费能力的下降直接导致企业年金停步不前。
郑秉文说，扩充企业年金覆盖范围，已成当前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下一阶段扩大年金参与率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广大中小企业。
根据《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建立企业年金的中小企业仅占总数的1%，换句话说，全国只有700多户中小企业为职工建立了企业年金。
民企占比很小且民企的绝大部分为中小企业，它们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就业机会，但在企业年金领域却基本是一个空白，这成为企业年金制度的一大“痛点”。
郑秉文建议，修订中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应大幅降低年金建立的门槛，取消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建立集体协商机制和具有经济负担能力这三个条件，代之以建立“自动加入”机制。
所谓“自动加入”，是指雇员入职时就被默认为自动加入年金制度。如果打算“退出”，就需要专门提出申请并得到雇主允许。
由于“自动加入”机制实际上是“委婉的强制性制度”，对于扩大年金制度来说效果十分明显。美国的统计表明，“自动加入”制度对低收入者、年轻职工、中小企业职工等年金参与率比较低的群体产生的效果非常明显。
美国富达投资集团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20~29岁的雇员对没有自动加入机制的401(K)计划(一种由雇员、雇主共同缴费建立起来的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参与率仅为30%，而对于引入自动加入制度的401(K)计划的参与率达到77%，两者相差47个百分点。
郑秉文表示，自动加入机制是扩大年金参与率和覆盖面的关键，相关部门在修订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抛开“自愿建立”和“自主建立”的概念纠结和文字游戏，将自动加入作为重要举措纳入年金新政。
事实上，机关事业单位目前实行的正是自动加入机制。根据职业年金的制度设计，机关事业单位全员建立职业年金并已经开始缴费，职业年金的累计收入有37.8亿元，且已有微量支出。
郑秉文表示，如果企业年金在这一次《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的修订中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自动加入制度，势必再次造成“制度不公平”的后遗症，未来将埋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对立和矛盾，也有可能触发“二次改革”。
在具体制度设计层面，郑秉文还建议将“自动加入”、“放开投资个人选择权”和“生命周期基金”这三个举措引入企业年金新政的一揽子方案之中。
划拨养老费率建立企业年金
虽然中小企业是企业年金扩大覆盖面的主要对象，但在现实中它们并不愿意为员工建立企业年金。
胡晓义表示，将企业年金设置成一部分企业的强制性制度也有难度，因为现有一些单位连基本养老保险费都欠缴漏缴，改为企业年金后，若缴费不到位，将直接损害职工的切身利益。
第一财经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广大中小企业不愿意建立企业年金的原因主要是三条：无力建立、无心建立、制度激励不足。
人社部养老保险研究所所长金维刚表示，企业承担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过高、负担过重，是我国企业年金发展不起来的根本原因。
企业年金存在严重的地区发展失衡，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年金参保比例、基金规模相差悬殊，北京和上海是全国仅有的职工账户超过百万的省份。上海宝山区委书记汪泓表示，即使是在上海，企业年金的发展也面临没有空间的巨大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曾就“中国企业年金发展”做过调研。一位参与课题组访谈的相关政府部门人士指出，国企愿意参与年金，私企不愿意参与年金，因为国企是花国家的钱为职工谋福利，私企是花自己的钱为职工谋福利。
按照现行制度，国企只要满足盈利条件，出资部门同意后就可以建立企业年金，这笔钱是从国企利润中拿出来，等于是全体国民分摊了成本，而民企建立年金的成本则完全由自己承担。
即使是经营效益好的企业，建立年金的意愿也不强。有些民营企业建立企业年金，更多的是将它作为一项对员工的激励措施。但近几年来，民营企业开始采取合伙人股份制、员工持股计划等更加富有吸引力的激励手段。
胡晓义表示，当前的政策环境正在发生两个变化，首先是降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费率的趋势显现，其次是新出台的职业年金强制性政策，对企业年金产生牵动性影响。
胡晓义建议，可考虑将一部分企业年金作为强制性制度推出，比如降低基本缴费几个百分点，转化为企业年金的额度，从而将企业年金改造成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制度，这样做有利于迅速普及企业年金，打破长期只有少数企业实施的局面，提高个人养老所得预期。同时，对于改革后可能出现的缴费不到位，需加强职工和公众监督的力度。
人社部上月公布的《2016年第三季度全国企业年金基金业务数据摘要》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企业年金覆盖人数只比2015年底增加了7.92万人，收益率也跌到了2.63%的低位。
第一财经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小的大环境下，向来对员工“慷慨”的大型国企迫于“手头紧”，开始缩减年金的支出，一些产能过剩的企业甚至已经停止缴费。
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看来，在这一轮年金制度改革中应加入“自动加入”、“放开投资个人选择权”和“生命周期基金”等举措来扩大企业年金的覆盖面。否则，企业年金有可能走向漫长的疲软和增长乏力。
人社部原副部长、现任中国社会保险学会会长胡晓义表示，应考虑降低几个点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将之转化为年金的企业缴费，以便快速扩大年金的覆盖面，提高个人的养老预期。
企业年金市场“僧多粥少”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5年新建年金的职工人数只比上年增加了1%，而2007~2014年间的年增长率均超过11%，其中2011年增幅高达18.1%。
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企业年金的参与职工只比2015年底增加7.92万人;同时下滑的还有投资收益率，仅为2.63%。
这些年来企业年金的投资收益并不稳定，除了2007年资本市场比较火爆，投资收益率达到41%之外，一般维持在3%~9%之间。2015年度加权平均收益率达到9.88%，创下了2007年来的新高。从2016年前三季度的数据来看，全年的收益率将创出近年来的新低。
事实上，2016年已是企业年金陷入停滞的第二年，2015年企业年金的覆盖人数也只增加了23万，而在2014年，同比增加人数高达237万。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齐传钧表示，企业年金在过去十年中的成果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取得的，经济增速一旦下滑，年金的新增覆盖面立马就回落了，如何在经济新常态下扩大企业年金的覆盖面，是未来必须面对的难题。
中国人寿(24.900, 0.81, 3.36%)养老发展规划部副总经理李蔚在上月24日举行的“年金制度深化改革与道路抉择”研讨会上表示，年金管理机构在市场拓展时明显感觉到大客户少了，而且大客户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缴费能力也在下降。
一位银行系企业年金管理部门的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长期以来年金市场处于“僧多粥少”的局面，50多个牌照争夺一个万亿的市场，竞争原本就非常激烈，经济下行更加剧这种“吃不饱”的状况，有些产能过剩的企业已经开始停止缴费。与此同时，市场也开始出现两极分化，大客户更多地向保险系的年金管理机构集中。
从2004年成立至今，企业年金用了12年时间才使基金规模突破万亿，与制度建立之初业内人士的设想相去甚远。
郑秉文表示，与基本养老金保险相比，企业年金的整体水平还很低。到2015年底，建立年金的企业数量只占全国企业法人单位的10%，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参与人数只相当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的6.55%，占城镇就业人口比例只有2.99%，与发达国家60%的水平相去甚远。
从基金规模上来看，2015年企业年金积累基金规模只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26.95%，占当年GDP的比例不到1.5%。
“如果第二支柱企业年金的参与率不能得到有效提高，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依然承受巨大压力，构建‘多层次混合型’福利体系的目标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郑秉文说。
“自动加入”激励中小企业
覆盖面狭小是当前企业年金广受诟病的主因之一。建立年金的企业多数为能源、电力、铁路、交通、烟草等垄断型和资源型企业，还有银行、证券、保险等盈利不错的金融企业。从缴费额占年金积累总额比例来看，约75%为国有企业，企业年金也因此被称为“富人俱乐部”。
在经济下行及“去产能”的大背景下，“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国企缴费能力的下降直接导致企业年金停步不前。
郑秉文说，扩充企业年金覆盖范围，已成当前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下一阶段扩大年金参与率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广大中小企业。
根据《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6》，建立企业年金的中小企业仅占总数的1%，换句话说，全国只有700多户中小企业为职工建立了企业年金。
民企占比很小且民企的绝大部分为中小企业，它们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就业机会，但在企业年金领域却基本是一个空白，这成为企业年金制度的一大“痛点”。
郑秉文建议，修订中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应大幅降低年金建立的门槛，取消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建立集体协商机制和具有经济负担能力这三个条件，代之以建立“自动加入”机制。
所谓“自动加入”，是指雇员入职时就被默认为自动加入年金制度。如果打算“退出”，就需要专门提出申请并得到雇主允许。
由于“自动加入”机制实际上是“委婉的强制性制度”，对于扩大年金制度来说效果十分明显。美国的统计表明，“自动加入”制度对低收入者、年轻职工、中小企业职工等年金参与率比较低的群体产生的效果非常明显。
美国富达投资集团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20~29岁的雇员对没有自动加入机制的401(K)计划(一种由雇员、雇主共同缴费建立起来的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参与率仅为30%，而对于引入自动加入制度的401(K)计划的参与率达到77%，两者相差47个百分点。
郑秉文表示，自动加入机制是扩大年金参与率和覆盖面的关键，相关部门在修订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抛开“自愿建立”和“自主建立”的概念纠结和文字游戏，将自动加入作为重要举措纳入年金新政。
事实上，机关事业单位目前实行的正是自动加入机制。根据职业年金的制度设计，机关事业单位全员建立职业年金并已经开始缴费，职业年金的累计收入有37.8亿元，且已有微量支出。
郑秉文表示，如果企业年金在这一次《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的修订中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自动加入制度，势必再次造成“制度不公平”的后遗症，未来将埋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对立和矛盾，也有可能触发“二次改革”。
在具体制度设计层面，郑秉文还建议将“自动加入”、“放开投资个人选择权”和“生命周期基金”这三个举措引入企业年金新政的一揽子方案之中。
划拨养老费率建立企业年金
虽然中小企业是企业年金扩大覆盖面的主要对象，但在现实中它们并不愿意为员工建立企业年金。
胡晓义表示，将企业年金设置成一部分企业的强制性制度也有难度，因为现有一些单位连基本养老保险费都欠缴漏缴，改为企业年金后，若缴费不到位，将直接损害职工的切身利益。
第一财经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广大中小企业不愿意建立企业年金的原因主要是三条：无力建立、无心建立、制度激励不足。
人社部养老保险研究所所长金维刚表示，企业承担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率过高、负担过重，是我国企业年金发展不起来的根本原因。
企业年金存在严重的地区发展失衡，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年金参保比例、基金规模相差悬殊，北京和上海是全国仅有的职工账户超过百万的省份。上海宝山区委书记汪泓表示，即使是在上海，企业年金的发展也面临没有空间的巨大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曾就“中国企业年金发展”做过调研。一位参与课题组访谈的相关政府部门人士指出，国企愿意参与年金，私企不愿意参与年金，因为国企是花国家的钱为职工谋福利，私企是花自己的钱为职工谋福利。
按照现行制度，国企只要满足盈利条件，出资部门同意后就可以建立企业年金，这笔钱是从国企利润中拿出来，等于是全体国民分摊了成本，而民企建立年金的成本则完全由自己承担。
即使是经营效益好的企业，建立年金的意愿也不强。有些民营企业建立企业年金，更多的是将它作为一项对员工的激励措施。但近几年来，民营企业开始采取合伙人股份制、员工持股计划等更加富有吸引力的激励手段。
胡晓义表示，当前的政策环境正在发生两个变化，首先是降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费率的趋势显现，其次是新出台的职业年金强制性政策，对企业年金产生牵动性影响。
胡晓义建议，可考虑将一部分企业年金作为强制性制度推出，比如降低基本缴费几个百分点，转化为企业年金的额度，从而将企业年金改造成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制度，这样做有利于迅速普及企业年金，打破长期只有少数企业实施的局面，提高个人养老所得预期。同时，对于改革后可能出现的缴费不到位，需加强职工和公众监督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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